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同时也会影响未来世界秩序演变的结果。

作者:本刊记者 雷墨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9-11-14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意义非同一般,关键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始于19世纪中期,自那以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以及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体上是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下进行的。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秩序深刻变化的主题,是西方主导国际秩序能力的式微,以及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对此所作出的回应。
  世界会变得“陌生”起来。
  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多个重要场合都提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7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接见回国参加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更多的解读来自学术界,视角总体上也离不开三个维度,即力量之变、时局之变以及中国的定位。
 
  力量之变
  人类社会任何一次称得上“大变局”的历史现象,几乎都发端于物资力量对比的变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即是生产力革命。某种程度上说,谁主导了世界生产力,谁就能推动力量之变。起源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所爆发出的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以及这种生产能力在西方世界的扩散,使西方成为后来两百多年世界生产能力的绝对主导者。这两百多年也是西方“力量中心”的世界。
  根据相关数据,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的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主),工业生产品在世界的占比基本上还是各占50%。但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工业生产品在世界的占比达到了近90%,包括中国、印度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占比仅为约10%。
  进入21世纪后,力量的平衡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发生了明显变化。2010年,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在制造品上的占比分别是60%和40%。有学术机构预测,到2050年,这个比例很可能会颠倒过来,即西方国家占比40%,非西方国家占比60%。也就是说,从18世纪中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到21世纪中期这300年里,世界首次面临“力量中心”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转移。
  根据2017年金砖国家厦门峰会期间公布的数据,2017年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从2007年的12%增加到23%,几乎增长了一倍。而这些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金砖国家在经济总量世界占比上,已经逼近美国和欧盟。这些国家既是新兴经济体的典型,也是非西方国家的代表。它们经济实力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变化,无疑也是世界“力量中心”变化的表现之一。
  经济增长的区域视角,是观察“力量之变”的另一个维度。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18年一份题为《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的战略选择》的报告中预测,到2035年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将超过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将接近60%。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根据2018年东亚峰会期间发布的数据,2017年东盟与中日韩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21.9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比27%,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盟。这是18世纪中期第一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总量与增长的重心,首次向东方“回归”。
  在这轮“力量之变”中,最突出的变量是中国因素。在近300年的历史里,中国经济实力在世界占比的变化,与经济重心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转移高度吻合。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在那300年历史中,非西方世界里物资生产能力的主力军一直都是中国。所以,中国生产能力的起伏跌落,成了观察世界生产力主导者变迁的一个显性指标。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依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约1/3,那时的英国经济总量世界占比约为5%。但当时中国在物资生产能力上的优势,掩盖了其在经济增长潜力上的劣势。根据相关数据,1800年清朝政府的税收总额中,工业和贸易占比仅为30%,而同时期的英国已经超过80%。财政收入结构反映的是经济结构,当时中国以田赋为主要税基的经济结构,已经被工业革命抛在了时代的后面。此后,就是中国的“屈辱百年”。
  198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世界占比不到2%。那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发展中国家,工业生产品世界占比不到10%。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占比为16%(仅次于美国的24%),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工业制造品世界占比增加到40%。不难看出,中国的变化曲线,也是生产力重心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变化的曲线。
  不过,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即将结束时,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科技实力,东西方的力量天平并没有完全改变,充其量只能说在逼近力量均衡的临界点。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没有改变,但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得以维持。
 
  时局之变
  数百年前,“力量之变”促成了“西方中心”世界的形成。那个“西方中心”世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648年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此后国际格局的演变,都是基于这个源于西方的体系。历史地看,这个体系演化的高潮,是二战结束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机构,以及诸多协议框架、议事规则等制度性安排。客观地说,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历史时期世界总体上的和平与发展,与西方国家内部的稳定与繁荣呈正相关性,同时也与西方(主要是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现实有着高度的关联性。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西方中心”世界是西方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的“外溢”。
  美国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关于“美国的全球体系”的论述中说,美国的全球力量,是通过一个明显地由美国设计的全球体系来发挥的,它反映了美国的国内经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杰拉德·鲁杰认为,二战后多边主义原则的扩张,建立在美国关于令人满意的世界秩序是由何构成的想象的基础之上,它们复制了美国国内的秩序。
  大变局的显性特征之一,就是西方主导世界秩序能力的式微。既然“西方中心”世界与西方内部因素的外溢相关,那么探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有必要从西方世界内部的变化中寻找原因。
  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的2016年,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现在不会再有人觉得这纯属巧合了。因为与这两只“黑天鹅”同时出现的,是欧洲范围内民粹主义崛起这头“灰犀牛”。从学术角度看,反全球化、反移民乃至白人至上主义,凸显的西方身份政治问题,即西方人在焦虑亨廷顿所说的“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又会自然而然地衍生出“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但从近年来美欧内部政治的变化乃至动荡来看,曾经让西方引以为傲的代议制民主、权力制衡等,越来越无法回答“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民粹主义的崛起,某种程度上说反映的是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功能失调。
  美国内政外交的巨变,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便特朗普离开白宫,这种变化也不会停止。
  多元主义之于美国,不仅是其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还已成为这个体系的根基之一。但在特朗普时代,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正面临沦为政治边缘的境地。如今,美国政治中“多元主义”与“爱国”,两者之间的距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大。而且,这种现象不只是美国独有。遭遇难民危机的欧洲,对身份政治的焦虑和反思,一点也不比美国少。从以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世界,到对自己的模式产生质疑和焦虑,西方政治的这种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时局之变”中。
  时局之变是事实,但如何变还未可知。用某些学者的话说,如今的世界秩序正在进入“无人区”。一方面,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出现式微,但意愿却一点都没有,如果不是更强的话。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参与国际治理的意愿在增强,但却在能力上还没有达到与西方势均力敌的程度。随着东西方力量的天平进一步向非西方倾斜,“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尖锐。按常理说,西方只有通过改革,在现有体系中更多地吸纳非西方国家的诉求,才可能维持世界秩序的平稳运行。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方更倾向于循着历史的惯性,凭借历史积累的优势,延续西方的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更是以“破坏性建设”的方式,企图再现美国绝对主导的历史。换句话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时局之变的回应,远不如历史上它们“创造”世界秩序时那样包容和理性。而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不会坐等“被塑造”。世界秩序进入“无人区”,也意味着时局之变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中国定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中国如何定位都尤为关键。从中国自身角度看,如何在大变局中把握和创造机遇、化解潜在的风险,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核心问题。从世界角度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中国,没有之一。用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话说,中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这样量级的参与者,处于大变局中的世界无法忽视其存在和诉求。
  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同时也会影响未来世界秩序演变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定位不会是静态的,而是一个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化的过程。这个演化过程对中国来说,具体而言就是如何看待机遇与挑战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高度重叠,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重要的是要“化危为机”,让中国赢得更好的发展。
  总的来说,中国目前仍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在某些学者看来,这个战略机遇期也是在“矛盾”中延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撰文称,战略机遇期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内部不断进行的改革开放进程与动能日渐衰弱的全球化进程;次要矛盾是中国寻求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意愿与美国维护霸权地位的战略竞争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驾驭战略机遇期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南京大学的朱锋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大变局”的探讨,不能一味沉迷于国际体系内的权力再分配,更需要避免成为西方攻击中国的新靶子。在他看来,“大变局”的讨论和思考,应该让全党同志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崛起和“大变局”中的中国未来,仍将是一个充满曲折和艰辛的过程。“从国际关系史上说,真正成功崛起的大国屈指可数,中国可能又一次面对大国崛起的前所未有的战略挫折,这才是我们需要去分析的问题。”
  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西方中心”世界,其发展过程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即是战争。这些战争中,有吞噬整个欧洲大陆的拿破仑战争,有蔓延全球的两次世界大战。所以,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里,世界秩序的最终定型,离不开战场上血与火的较量。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参与者”的出现,与美国大国战略竞争的实践,引发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联想。
  某种程度上说,把中国的定位认知为一个演化的过程,本身就超越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权力竞争的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天然带有的开放、理性与包容因素,是对目前西方政治中“非理性”现象的正面回应。在某些学者看来,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之前崛起的西方大国存在本质差异,因此只要中国保持定力、坚定自己的战略方向,可以避免类似于以大国间战争的形式进行的权力转移,大变局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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